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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院人满为患 排号至7千需等10年

%。 何处安放我那张养老床? 在北京,城区养老院“一床难求”现象凸显。北京市老龄委负责人坦言“解决养老问题迫在眉…
编辑:佚名  发布时间:2012年3月26日
   兰州健康生活网:不久前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一份提案称,中国正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、速度最快的老龄化进程。

  2011年底,全国各类养老机构的养老床位315万张,床位数占老人总数比例仅为1.77%。

  何处安放我那张养老床?

  在北京,城区养老院“一床难求”现象凸显。北京市老龄委负责人坦言“解决养老问题迫在眉睫”。

  《北京市“十二五”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》提出,不断完善“9064”养老服务模式(到2020年,90%的老年人通过社会化服务在家庭养老,6%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在社区托老,4%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),形成以“居家养老为基础,社区服务为依托,机构养老为补充”养老服务格局。

  本报记者历时一个月,调查百余家公办养老院、民办养老院,和社区养老场所。

  今起本报推出北京养老调查系列报道,力图从公众角度展现北京养老的真实现状和问题所在,为未来养老体系建设提供参考。

  (系列调查明日关注社区养老)

  丰台区马家堡,90岁的张寅生和老伴李玉珍,感觉回家的楼梯越来越长。

  他们常常相扶着,看一眼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片。70年前,黑白照片上的李玉珍漂亮得像个电影明星,“年轻的感觉,压迫得让人窒息。”

  劲松老式居民楼里,和80岁的兆芬(化名)一起回望过去岁月的,只有两只做伴的猫。满是皱纹的手里,公办养老院的排号已经等了近四年。

  深夜里,90岁的卢月爱吵着“要下楼上班”,看到58岁的女儿拽自己,扯着嗓子大喊“救命、救命”。“你们怎么着老人了?还让不让别人睡觉?”街坊开门骂道。面对神志不清的母亲,侯群英和兄妹们坦言“快被折磨疯了”。

  养老,于他们而言,成为了自己或家人无法解决的问题。

  衰老像“刀子慢慢割肉”

  张寅生说,衰老是慢慢感觉到的恐惧,“像刀子落到肉上,慢慢拉。”

  20年前,退休在家老两口过着养花、画画的悠闲日子。4个子女,一个在国外,一个在外地,在北京的两个每周都会来看望。

  早市晚市,张寅生提着布兜去买菜,回到家做饭,老伴儿李玉珍给他打下手,“如果就这样过完余生,很幸福。” 张寅生坦言,那时根本没想过去养老院。

  一场小火灾改变了他的想法。

  前年的一天,张寅生像往常一样做完饭,招呼老伴吃饭,但他忘了关火。

  火苗烧着了抽油烟机,黑烟充斥厨房,涌到窗外,街坊踹开门大喊“着火了”。

  “真吓坏了,突然感觉这么安静活着都力不从心了。” 张寅生说。

  去遛弯的路上,李玉珍躲避不及被车撞了。

  接连出事,子女探望频率增加,每周一次改为两三天一次,再改为一天一次,“他们怕我们突然死在了家里。” 李玉珍说,自己半年才慢慢恢复,“我和老伴想,这回得多注意点儿,别再给孩子们添麻烦。”

  衰老的窘境没给老两口喘息机会,刚好的李玉珍又摔了一跤。88岁的她装上了金属股骨头,只能慢慢挪动。

  老两口看着70来岁的子女,头发已白,面容憔悴,每天来照顾他们上楼梯都困难,“我俩心里难受”。

  “几家人都被折磨着”

  劲松37平方米的居室里,老伴去世后,80岁的兆芬和两只猫相依为伴。

  女儿住亦庄,兆芬不愿去,“住不到一起,习惯不一样,他们受不了我和我的猫。”

  儿子一家经济状况不好,“去年他要做心脏搭桥手术,都躺在手术床上了,医院要8万元押金……我儿媳妇说,去哪儿弄这8万啊,实在没办法,人又从手术室里给推出来。”

  说起这些,兆芬把头偏向窗外,“未来的路,不能靠孩子。”

  爱唱歌、爱打扮的兆芬,不愿别人踏入家门,“太乱,我会颜面扫地的。”手脚已不太利落的她无力收拾,家里弥漫着难闻的味道。

  只有两只猫相伴,她说有时希望来个收水费的,能说说话,但又怕来陌生人不安全。

  相比兆芬,90岁的卢月爱很少有烦恼,除了偶尔清醒的时候。

  老伴去世早,她一直跟两个女儿生活。四五年前患上老年痴呆症,五个子女轮流照顾。

  58岁的女儿侯群英说,去年10月,母亲幻觉越来越严重,“一到深夜就不睡觉,不停敲门敲窗,说有人要害她儿子,甚至站到阳台大喊大叫。”

  一晚三四次的闹腾,侯群英患有高血压的哥哥,照顾母亲时都得增加药量,“几家人都被折磨着”。

  受不了的还有街坊邻居,经常到居委会投诉,甚至都报过警。

  指望不上的社区养老

  “孩子们也老了,不能再拖累他们。”张寅生夫妇决定去外边养老。

  他们不愿远离自己的家,想起社区里的“日间照料室”。张寅生设想,白天跟老伴去日间照料室,有其他老人做伴,万一犯病还能及时送医院。晚上,两人就回家住,也能和孩子们在一起。这样既解脱了孩子,还能守着安全守着家。

  张寅生碰了一鼻子灰,居委会说,有日间照料室没人去。“我去看了,只有两张床两套被褥。再加上没医生,我们害怕。”张寅生说。

  也是抱着“解脱子女”寻找日间看护室的丁怀礼同样失望。他独居在芍药居一个近两千户的社区里,3个子女都在本地,“人老了毛病多,不愿跟他们住。”他去社区日间看护室,20来平方米房子内没有老人,已变成居委会的办公场所。

  “从设立初就没有老人敢去,后来日间看护室就变成了社区举办活动的公用场地。”丁怀礼所在社区的居委会负责人并不讳言他的现状与担忧,“居委会分不出人手照料,也分不出多余的钱雇人看护,老人在这是有风险的,万一出现急病,死到这了,责任算谁的?”

  北京“十二五”规划数据,2010年百名老年人拥有日间托老床位数1(张)。

  正如张寅生和丁怀礼的遭遇,近日记者探访多个小区,日间照料室现状多为“只是有这么一说”。现实中,很多社区缺乏人手和资金,日间照料室早已废弃,甚至一些社区的照料室已变成杂物间。

  得等10年的公办养老院

  电影《桃姐》里,年迈的桃姐对“干儿子”说:我干不动了,我要去老人院。“干儿子”反问:你真的想去老人院。画面中,神经绷紧的桃姐挤出两个字,愿意。

  “谁真正想去养老院呢?我子女齐全,去养老院算个什么事呢?”张寅生和老伴眉头皱紧。但社区养老指望不上,他们又只能去找养老院。

 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疾病和不便,心高气盛的兆芬也开始寻找养老院。

  “公家的,放心。”张寅生夫妇、兆芬、卢月爱的儿女都最先想到公办养老院。他们的理由大致相同,公办养老院设施完善、服务齐全、收费合理,更重要的在市区内,家人看望方便,“突然发病,送医院抢救都快”。

  据北京市民政局数据,截至2011年年底,养老机构总数为401家,其中公办215家,民办186家,每百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2.9张。

  在数据上,公办占多数,但现实并不乐观。

  张寅生带着老伴找了多家公办养老院,均被拒之门外,理由都是“满了”。

  四年前,兆芬就在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和第五社会福利院登记排号。虽然多次电话询问,但答复至今都是“没床位,还得等”。

  除了没床位,拒绝卢月爱的还多一个理由,“公立养老院都不愿收不能自理的老人”。

  第一社会福利院是北京“标本”的养老院,位于朝阳区华严北里闹市区中的静谧之处。

  3月19日,记者探访该养老院,自理、半自理、不能自理的老人分住不同区域,一所老年病医院就在院内。养老院内老年活动丰富,还有各种兴趣小组的课程。

  一位老人晒着太阳,手里转着的两个核桃,被逝去的时光磨得锃亮,划着属于他的年轮。老人说,每逢年节,常有各级领导和志愿者来慰问,“我见过好多大领导和明星”。

  这名老人坦言,这里的确不好进,“很多都是托关系进来的”。

  3月20日,记者以家属身份咨询,第一社会福利院称,目前有1100张床位,前面排了7000多人,“老人要住进来,至少得等10年”。

  记者调查数十家公办养老院,目前都是床位已满需排号,虽然不像第一社会福利院排了数千名,但数百人排号很常见。其中一些养老院的确不收不能自理的老人,“自理的还排队要住呢,何必要新添麻烦。”一家公办养老院人士透露。有的养老院还需要对入住老人进行面试和试住,不合格将被劝退。

  城里天价民办养老院

  去不了公办的,兆芬考虑城里的民办养老院,曾去离家两站的双井“恭和苑”试住。

  “得离家近的,我舍不得那两只猫。”她说,以前是一儿一女,现在有两只猫,“就像还把一儿一女搂在怀里”。

  3月19日,“恭和苑”的接待员热情介绍,“我们还未正式接收老人入住,老人可在样板间试住,一周费用1500元。”

  “就像星级酒店”,是这家养老机构给人的第一感觉。单人间、双人间和套房,拟定的收费价每月从8800元到3万元不等。

  8800元的试住样板间中,液晶电视、考究灶具,一应俱全。“8800元包括饭费,一日三餐不重样。”接待员说,从去年接受试住以来,约200名老人试住,“10多个已定下入住。”

  接待员说,养老院正式建成后,将设有医务室,并和大医院建立合作关系,“遇到紧急情况,不用等着挂号,会有绿色通道。”

  看着“恭和苑”的规划沙盘,一位住在附近的老人咨询,“我退休金5000来元,有没有这个价位的?”

  接待员微笑着摇头。

  东南四环吕家营的康梦圆老年公寓也是一处“城里的”民办养老院,餐厅、超市、桌球室、水疗、足疗、书画阅览室等设施完备,医疗区还细分了内外科。

  工作人员介绍,每位老人床位费、饭费、护理费等,最低5000元左右,高的要11800元。

  “住的一般都是退休干部。”工作人员坦言,低收入家庭的老人的确住不进来。200余床位,自前年试运营,至住了30来个老人。

  兆芬试住一周后,居住环境、营养膳食、娱乐活动等,的确吸引了爱漂亮、爱唱歌的她。但她还是选择了离开,“每月3000多的退休金不够”。

  张寅生和老伴退休金加起来六七千元,“看了几个城里的民办养老院我们住不起。”

  “平头百姓,干脆就甭想。”卢月爱的儿女说,母亲退休金两三千元,子女也都年纪大了,各家并不宽绰。

  让人忧心的民办养老院

  从公办到民营,从城里到郊区。

  “我们的要求被迫一降再降。”张寅生皱纹包裹的眼睛中,流露出焦急和无奈。他和老伴开始打听郊区的民办养老院。

  北京多数民办养老院都在郊区。整体相比于公办养老院,设施服务等差一些,但价格也相对便宜。

  侯群英思来想去,最适合母亲的似乎也只有郊区的民办养老院。

  “看了好几个,看着揪心。”听说哪里有养老院,侯群英就过去看,还从电脑上搜,打电话问,一个个筛选。

  两个月内,折腾了五六家养老院。不是家人对条件不满意,就是养老院嫌母亲太吵。“都说给孩子找托儿所难,现在找养老院比那还难。”侯群英说,找了半年才找到相对合适的一家。

  记者暗访调查北京数家民办养老院,不少养老院没有独立医务室和医生,加之距离城里较远,老人的治疗和急救难保障。护工素质普遍不高,一些从农村来的护工不识字,就敢拿着药瓶给老人喂药。

  2011年北京市政协调研数据,北京369家养老机构中,只有100多家内设医务室,比例不足三分之一。

  张寅生夫妇最终住进大兴一家民办养老院,两人合住不到20平米房间,每人每月交2300元。医务室能看头疼脑热的常见病,“这价格有这条件就不错了。”

  这个养老院内,自理的老人和不能自理的老人混住,过道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。张寅生的斜对门就住着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,从白天到黑夜不停叫嚷。

  最近,张寅生和老伴又开始发愁,所在的养老院面临着拆迁,“据说开发建商业住宅。”他向老伴抱怨,“咱们都被挤到郊区来了,为何还不能安宁”。他们担心,这个刚住习惯的养老院真拆迁了,“我们怎么办,已经没力气动了”。

  记者调查,北京郊区民办养老院多为租地兴建,当地开发地价上涨,不少养老院面临着拆迁的风险。

  兆芬还在等,她坦言以前媒体报道的民办养老院折磨老人的事情在她心里有阴影,坚持要等公办养老院的排号。

  “但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。”最近这一年,她总这样问自己。

  两只猫趴脚边,它们也已老了。

  说法

  2015年养老床位达12万

  到2015年,北京户籍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20万,占户籍人口23%;80周岁以上人口将达到54万,占户籍人口4%。

 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,按照2012年政府老龄工作规划,建设100个具备综合管理服务功能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。今年将开工建设1万张养老床位。

  “十二五”期间,北京市将规范建设6000个社区(村)托老(残)所,北京市托老床位达到6万张,养老(助残)餐桌达到1万个。

  北京市老龄委规划,到2015年全市养老床位达到12万张,方能满足320万户籍老人中约4%老人在养老院养老的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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